编者按
特朗普政府发动的波斯湾战争仍未平息，距离美国《战争权力决议》给总统划定的60天机变处置时限仅剩9天，而美国国会内部围绕战争是否应该结束意见分歧显著，濒临一场宪政危机。
特朗普2.0版开启以来，联邦政府肆意扩权，白宫主人恣意妄为，使宪法尊严受到挑战，而打响波斯湾战争尤其让人感觉美国的总统日益“无法无天”。美国国会为何在战争权力问题上普遍制约乏力？两党围绕对伊战争的争论，究竟是政策分歧还是战争主导权之争？美国政治体制又将如何应对这一迫近的制度考验？《大参考》深度解读。
核心提要
1. 美国的战争权力在长期实践中已从国会逐步向总统倾斜。在对伊战争上，国会始终未能形成对总统的有效制约。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向国会提交报告，强调行动在程序上“符合要求”，将国会降为“事后知情者”。战争爆发以来，参众两院多次否决限制动武的相关决议，原定的战争听证会亦被推迟，进一步凸显行政权在战争主导权上的持续扩张。
2. 美国国会内部围绕对伊战争分歧显著，两党对伊政策之争，实质上是对战争程序主导权展开的政治博弈。民主党持续推动新的战争权力决议，试图巩固国会在战争授权中的宪法地位，而共和党则普遍将问题简化为是否支持总统的政治立场。战争授权这一程序性议题逐渐被异化为党派站队之争。
3. 随着《战争权力决议》规定的60天期限不断逼近，5月1日前后将成美对伊军事行动的关键节点。若国会未作出明确授权，总统原则上应终止军事行动。然而现实中，国会面临两难选择：要么承担终止战争的政治责任，要么默许总统继续推进军事行动，这正是美国战争权力失衡与宪政困境的核心症结所在。
▎2026年4月16日，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发表讲话称，对伊战争是一场“鲁莽而代价高昂”的战争，发动这场战争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任何批准。图源：美联社
美国总统的战争法律边界
从法理层面来看，美国总统战争权力的约束边界早已明确划定。美国宪法将“宣战权”赋予国会，总统则以三军统帅身份负责指挥军队，这一分工设计的核心是美国是否进入战争状态，必须先由立法部门作出决定。
然而历史上，美国国会正式宣战仅11次，自二战结束后，便再未发布过正式宣战文书。实践中宣战的解释权，逐渐向总统及行政部门倾斜和集中。这一权力失衡的转折始于朝鲜战争，1950年杜鲁门政府借联合国安理会第84号决议绕开国会的军事授权。越南战争时期，1964年的《北部湾决议》以模糊宽泛的授权，为约翰逊政府扩大对越军事介入提供了国内法依据。
▎1950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就朝鲜战争在白宫发表讲话。图源：美联社
1973年《战争权力决议》的出台，本是国会收回战争主导权的制度尝试。该法案明确要求，总统在可能动用武力的情况下应事先与国会协商，部队进入敌对状态后48小时内必须向国会提交报告；若未获得国会宣战或具体法定授权，总统需在60天内终止军事行动，必要时仅可延长30天用于部队撤离。尽管法案条款看似严格，但执行效果始终乏善可陈。白宫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常见措辞并非承认动武需经国会授权，而是强调行动依据总统的宪法职权，同时“符合”《战争权力决议》的程序性要求，本质上仍是对国会权力的弱化。
此后，美国总统的战争权力持续扩张。2011年，美国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就利比亚军事行动出具意见，明确提出：总统可基于国家利益决定使用武力，对于所谓“有限军事行动”，并不必然需要事先获得国会批准。沿着这一逻辑，某一军事行动是否构成宪法意义上的“战争”，越来越取决于行政部门对行动性质、范围及持续时间的定性。本应由国会反复审议、监督的战争决策，转化为白宫可自主持续操作的权限。
▎2011年3月1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利比亚问题发表声明，授权采取有限军事行动。图源：法新社
特朗普政府此番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充分说明这套权力运作机制已趋于成熟。白宫3月2日致国会的报告并未完全规避法律文本，反而明确宣称此次行动依据总统作为三军统帅和行政首脑的宪法权力实施，并表示该报告是“符合”《战争权力决议》要求提交的；报告同时刻意强调，该行动未投入地面部队，核心目的是保护美军、美国本土安全、重要国家利益及对地区盟友的集体自卫义务。
▎2026年3月2日，特朗普就2月28日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向国会提交《战争权力决议》通知。图源：美国白宫
这种表述极具代表性，它未否认国会的存在，却将国会的角色压缩至事后知情者的位置，把行动合法性的判断权完全前移至白宫内部。此后，众议院于3月5日以219票赞成、212票反对否决了限制总统继续对伊朗动武的决议；4月15日至16日，参议院、众议院又分别以52比47、214比213的微弱优势，否决了新的限制性动议。由此看，国会并非对特朗普总统的用武行为毫无异议，却始终未能将异议转化为足以改变政策方向的有效制度约束，白宫实际拥有的战争主导权得以进一步巩固。
两党战争主导权之争
美国国会在伊朗战争监督问题上的软弱无力，在一场被刻意推迟的听证会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原定4月21日举行的听证会，本应成为众议院议员履行监督职责的重要契机。议员们计划将质询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达格文・R・M・安德森将军两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深入了解伊朗战争的具体情况。但共和党议员却主动将听证会延期一个月，这一行为本质上是主动放弃了对这场争议战争的监督权力，也折射出共和党在战争议题上对白宫的妥协。
▎2026年3月5日，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与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讨论美国国防战略和态势。图源：国会山报
此次听证会延期并非个例，而是国会在战争权力制衡上失效的一个典型缩影。大多数共和党人持续否决民主党人提出的多项相关提案，而这些提案的核心正是为了行使美国宪法赋予国会的军事权力，规范总统的对外军事行为。自2月28日对伊战事开启以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先后多次否决了限制总统继续对伊动武的战争权力决议；其中参议院已四度投下反对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亚当・史密斯向《纽约时报》直言这场“战争”已持续数周，而国会与公众始终未能从政府层面获得任何关于战情的公开简报。当前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虽处于停火状态，但这场支持率低迷的战争并未真正落幕。
▎2026年3月5日，民主党议员亚当·史密斯出席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图源：国会山报
这一阶段美国两党的分歧，表面上看是对伊的不同主张，深层次则是对战争程序主导权的激烈争夺。民主党方面持续推动新的战争权力决议，其核心诉求并非要立即改变当前战场态势，而是力图迫使国会重新确认一项基本原则：持续性的对外军事行动，绝不能仅由白宫单方面定义和推进，国会作为宪法赋予的战争授权主体，理应发挥决定性作用。
反观共和党，其普遍将这一问题简化为对总统的支持与否，强调当前对伊军事行动属于总统作为三军统帅可自主主导的有限军事行动，或将限制总统权力与削弱美国的谈判筹码、军事优势绑定，认为在战事未歇之际约束总统，只会让美国陷入被动。
▎2026年3月18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在国会山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图源：卫报
如此一来，原本属于宪法分权框架下的程序性问题，被异化为党派忠诚的站队问题，而程序是否完备、国会是否应先行授权等核心议题，反而被边缘化，退居次要位置。
真正让这场权力争夺进入敏感阶段的，是《战争权力决议》所设定的60天门槛正日益逼近。按照目前公开的时间线，5月1日前后将成为关键节点。届时，若国会仍未对这场战争作出明确授权，从法律层面而言，总统理应终止未获授权的军事行动，或可基于安全撤离等合理理由，申请一次30天的延长。换句话说，国会必须作出选择，要么终止这场军事冲突，要么批准行动无限期延续。已有少数共和党议员明确表示，若冲突持续超过60天，或出现进一步升级的态势，国会授权问题便不能再被回避。
▎2026年4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新闻发布会，美国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思在一旁观看。图源：美国白宫
一位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与国会就战争权力期限进行“积极对话”，并补充说，国会议员“试图通过篡夺三军统帅的权力来捞取政治资本，只会损害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这是任何民选官员都不希望看到的。”监督一旦落后于军事行动的步伐，美国国会便很难在决策前端发挥制衡作用，只能在战事既成事实面前被动选择：要么默认总统继续推进军事行动，要么在美军已深度卷入冲突的情况下，承担起反对战争的巨大政治压力。对多数国会议员而言，前者的政治成本显然更低，这也是国会在战争主导权上不断后退、步步妥协的重要原因。
▎2026年4月20日，美军在阿拉伯海巡逻，靠近悬挂伊朗国旗的“图斯卡”号货轮。此前，美国海军陆战队登船扣押了这艘试图违反美国海军封锁的货轮，并对船上的集装箱货物进行了搜查。图源：美国中央司令部
战争中的美国陷入宪政困境
六年前，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战争权力问题权威专家杰克·戈德史密斯在特朗普总统下令击毙伊朗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之后发表观点：美国通过总统权力扩张以及国会的授权、委托和默许，赋予了总统一人庞大的军队和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其能够以极易引发大规模战争的方式使用军队。2023年10月他再次撰文指出，根据美国法律顾问办公室的意见，“几乎任何总统认为在中东使用武力是审慎之举的情况”都可以被证明是正当的。
▎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他在2020年1月3日于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外遭美军空袭身亡。图源：法新社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在目睹历史重演：在过去七十年中的战争时期里，美国国会议员通常不愿采取行动，而总统也不愿提前请求战争许可。
就眼下来说，特朗普总统的波斯湾战争已经给美国带来了宪政困境。美国社会终将直面两大核心拷问：美国为何在战略目标模糊不清的背景下贸然卷入这场冲突；而国会为何会放任这场缺乏合理依据的军事行动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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